2月初，手机响了，我接起来，传来伢（儿子）的声音，“老爹，你和大大（祖母）还好吗？”“不用担心我们。”我回答。“上次给你们送的菜还够吗？”，伢问我。我没办法从伢的声音里听出太多的感情。就算他担心，又能怎么样？
那时武汉管得很严，比起1月底虽然没有公交车、但可以出门的境况，2月份连擅自出门都不可以。我已经71岁，姆妈93岁了，我们都很害怕。姆妈会问我，“到底怎么了啊？”我告诉她，“外面有一种病毒，来势汹汹，不能出门啦。”我不知道姆妈有没有听懂。
“不要来了，告诉他不要来了，外面有病毒。”姆妈知道是伢打来的，坐在床上，大声地对我说。1月底，伢冒着危险，跑来一趟，带了一点鸡蛋，带了一点菜，也没有聊上几句。自从伢结婚后，我们聊得越来越少了，像外人一样，越来越客气。
挂了电话。没有电视声的屋子里，能听到从小区外面传来的、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会时不时响起的救护车“呜呜”声。不仅姆妈，连我也在心里琢磨，不知道这个疫情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来送药的”
早上不到六点，还躺在客厅床上的我就听到了姆妈要起床上厕所的窸窣声。
我们母子二人已经在这间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住了十一年。每到冬季，这个一楼的小房子就格外阴冷。我们又用不惯空调，开二十几分钟，就感觉特别干燥，浑身都不舒服。而今年，社区的广播一直在强调要多开窗通风。姆妈本来身体就不太好，为了减少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我每天都会有三五次开窗，哪怕冷一点、冻一点。
1月份之前，我每个月都会帮姆妈去医院拿药。最近半年，姆妈基本上就不出门了。偶尔想动一下，她会去厨房炒个菜。一次，我去小区门口买菜，姆妈不知道怎么想的，决定烧个菜。等我回到家，发现老人家竟然忘记关火了！好在我出去时间不长、火开的小、锅买得厚，不然早就烧穿了。
从1月底到3月底，居民都被要求在家里，姆妈要活动时，我就陪她去做个饭。我们都是老年人了，吃不了多少，一点点米粥或者一点点面条，煮得烂烂的，再加一点点青菜就够了。
伢打完电话没几天，社区的志愿者就来了，隔着门，叫着姆妈的名字。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姆妈这样93岁的老人，是属于特殊照顾对象的。“你们需要什么？”志愿者大喊着。我也很有默契地没有开门，隔着门告诉他，我们需要治疗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药物，以及一些生活物质。志愿者很认真地问药的名字、厂家的名字等等。
当第二天，志愿者把药物和生活物质送过来的时候，用力敲着门，大声说，“把东西放在你们门口了，你把钱放在塑料袋里，等下把东西拿进去的时候，把钱放在门口，我再来取！”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多少别扭了些。
“我不应该早就习惯了吗？”我问自己。
其实现在住的房子，是我用原来单位分的房子换的。单位给我分的房子在六楼。那时我马上就六十岁了，六楼是顶楼，没有电梯，我怎么能上的动？单位是故意的，他们不想让我住在单位的宿舍楼里。不仅他们不想，我也不想。
1970年，我从企业办的中专毕业，被分配到了安徽。我以为自己可以逃离之前的“错误”。还在读书时，我给印象很好的一个同学写了封信，并没有说想发生什么关系，只是说印象很好，想和他做朋友，把关系延续下去。他却把这封信交给了学校。当时正是非常时期，这份在当时算做“情书”的罪证，让有这个性取向的人都会被判刑。考虑我还是学生，虽然没有处罚，但最后闹得人尽皆知，成了我一辈子都要承受的“刑罚”。
到了安徽，我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但我很快发现，同学都在孤立我。去的同学里面，有知道我过去“不光彩”经历的。再加上我有一些习惯，比如去卫生间、去洗澡时，都会刻意躲开别人。当时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原因，总觉得不习惯，现在明白了是因为性取向，我觉得自己是跨性别。
在外地生活，一天两天没人管你，时间长了，有人疑问，“看起来你是男的，怎么有些习惯跟女的一样？”如果一直都只是疑问，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偏偏有个同学在生活上很“照顾”我：早上起来帮我把洗脸水、刷牙水都准备好；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买饭；没事就来找我聊天。他对我这样好，我害怕了。我觉得不能去骗一个人的感情。在那个年代，要是发展下去很危险，也是不可能的时候，我多次拒绝他，有意躲开他。他开始成为攻击我最强烈的人。
1972年开始，我不断地调动工作。唯一的希望就是逃掉这些风言风语。甚至在五十岁的时候，我就办了退休。然而这并没有消减这些过往对我的伤害。1990年，妻子也因此跟外甥去工作了，没再回来。一直到现在，一晃三十年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而现在住的房子是我伢选的，考虑价格比较便宜。但关于我不正常的传言很快就跟进来了。在路上遇到，好多邻居会对我吐口水。三楼的邻居会往我们家的院子吐痰、丢垃圾。2015年的大年初五，他们家的人站在阳台上吐痰，吐到我家的台阶上，还把餐巾纸丢满了院子。那天，我终于爆发了，把他们狠狠骂了一顿。半年之后，这家人搬走了。
“钱放好了吗？”门外传来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就当作是因为疫情吧！”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学会了凡事不要去琢磨太多。
我把钱放在门外，拎着装满了药、手纸和菜的塑料袋，转身回到房间。
“是谁啊？”姆妈在屋子里面问我。
“是志愿者，来送药的。”我努力振作一下，回答道。
伢
伢的那通电话，显然让姆妈想起了一些往事。只是最近，姆妈和我谈这些的次数少了。反倒是这一次的新冠疫情，让陷入年迈的母子俩，偶尔也会提到一些陈年旧事。姆妈最常说的是，“你为什么总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想和妻子离婚的，可伢很反对，“年纪大了，没必要走这个过程。再说你们也不住在一起。”伢结婚后，常年在广州打工，距离深圳很近。再说现在的手机这么发达，虽然我和妻子不联系，但伢和姆妈总不能不联系。
2020年1月，新冠疫情还没有爆发，伢被我逼急了，隔着电话跟我嚷，“你去找，你要是找得到，我负责给你办。”“他知道我不可能去找的。”我对姆妈说。姆妈背对着我，望着窗外，默不作声。妻子可能早就知道周围邻居对我的议论了。但没人会听我的解释。
我和三楼邻居吵架的事，小区物业也知道的，看他们的脸色就看得出来。我遇到需要去调解的事，去找物业，有些人看到我就爱答不理的，有的则是敷衍了事、不是很想帮我解决。
春节前，我给伢打电话“过年你回来吗？”自从伢结婚后，就跟岳父岳母一起生活了。他们的家庭条件好一些。伢的岳父岳母住的地方距离我们很远，我和他们没什么接触，不想给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样很好。”我对伢说。但接到我的电话时，伢迟疑了一下，语气里有些被我打扰到的不耐烦，“再说吧！”
1月份，我开始准备过年的东西，在街上就听说了，有一种怪病，医院的呼吸科都住满了。那时，我心里想的还是“伢不回来过年、我和姆妈过年”这点事。我觉得我应该习惯这样的生活，但还在心里念叨着、微微不痛快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买了不多的年货，也不过就是肉啊、鱼啊、米啊、油啊。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我打电话叫伢不要回来。谁知道第二天，家里的门就被敲响了。伢偏偏赶回来了。“你真是不要命了呀！”我气了，姆妈也惊讶了。伢说，“老婆孩子都在武汉，不能不回来啊！”我知道了，老婆孩子比老爹重要的。
说心里话，2020年的除夕，对我和姆妈来说，和往年没什么不同。还是我们两个人，还是那几个菜，还是熟悉的春节晚会，还是闲闲淡淡的聊几句天。
唯一的不同是，伢没办法在初一过来拜年。1月底之前，伢过来两次，买了一两次菜和鸡蛋。后来疫情严重，也不能出来了。偶尔联系一下。
没办法就没办法吧！生活还是要继续。害怕也没有用的。
我要给姆妈做蒸肉
怎么会不害怕呢！害怕早就不是我和姆妈之间聊天的话题。聊这些，只会空增烦恼。生活里的烦恼已经很多了。年老并不是一味的没有好处。比如，我们吃得少。所以，一直到2月初，我们在家里“困”了十几天，也不慌的。菜啊、肉啊、米啊，家里都有的。
2月中旬，社区开始安排工作人员帮助居民买生活上必须的东西。那个时候，社区也很忙的，需要很多志愿者。志愿者多半都是小区里的居民。我没想过他们会不会帮我，他们平时在路上看到我，都要啐两口的。
一开始，整个社区都忙着送病人。那个时候，我是慌的，不知道这个事什么时候能过去。而这个时候，我也是有些慌的：会有人帮助我们吗？伢在岳父母家……
我是有些基础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胃也不好。胃病是我的老毛病了。1973年的一天，我的大便全是黑的，像碳一样黑。那时我刚刚拒绝了对我示好的那个同学。平时我不抽烟不喝酒，虽然是武汉人，可连辣椒都不沾的。但是那一天，忽然就胃大出血，穿孔，被去医院抢救。我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会不会是有人做了手脚？
我的命不好。当时是公费医疗，手术不要钱。接待我的医生姓王，是医院的第一把刀子，他早就听说了我的情况，“生理上有问题”、“和别人不一样”、“很奇特”。就像传说中的人鱼上了岸，这位“王一刀”因此坚持要给我做手术，而且亲自备皮。
我被人七手八脚地脱光了衣服。谁料“王一刀”一看我生理正常，临时决定不给我做了，急匆匆换了一个医生，姓张，手术室也因此更换了。虽然期间我休克了几次，但依旧听到医护人员说手术室里有苍蝇，叫护士拿苍蝇去拍。
手术之后一直到1977年，刀口周围有一个硬块，我以为是手术后遗症。1977年实在疼得不得了，做了第二次手术，这才发现腹壁脓肿，都烂了，因为当时手术环境不干净，只能把烂的地方挖掉。而在手术台上，医生对我说要把腹膜打开看一看，这只是为了他的好奇心，想知道当年的手术效果。无论我怎么哀求，他都不肯听，“已经切开了，你不要说话，不然一直出血。”
手术后，姆妈对我说，“你结婚吧！转转运气的。”1978年春节，我结婚了。如果不结婚的话……姆妈忽然问我，“肉丸子和蒸肉，还有吗？”
姆妈是老武汉人了，过年的时候我喜欢给她做些传统的菜，武汉肉丸子、蒸肉、鱼，煨一些藕汤。患了糖尿病和类风湿的姆妈，前几年在家里摔倒了，把骨盆的股骨头换了一截，走路很吃力。
听到姆妈这么问我，我起身看了看冰箱里面的菜。姆妈忽然又说，“伢，你累了的话，就坐下来休息。”
姆妈不知道我锥管狭窄，走时间长了就要坐下来休息的。我看着窗外武汉阴沉沉的天。想起对伢说的话，“我现在就想买远一点的房子，去没人认识我的地方。”但伢不同意。这个房子写的是他的名字。伢的老婆那面有房子。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都达不到，我也不好再和他明说。“我打算去养老院的。”我对伢说。他沉默了一下，“养老院不好，人去了死得快。”
我被困住了：伢不允许我卖房子，我没办法找个舒心的地方活着；姆妈离不开我，我要给她做蒸肉；社区的志愿者会给我们买菜吗？我不知道。
窗外是铅灰色的天空。还有一个月，樱花就该开了。
爱心菜
我不想让姆妈知道，我不愿意联系那些社区的志愿者。这就好像是给这些人低头了一般。这么说也许有点过分。我也不想去麻烦别人。如果可以，我想和姆妈就这样在一楼的小房子、小院子里呆着不出去。
我的伢说怕我寂寞，给我一条小狗。其实添了很多麻烦。特别是姆妈住院的时候，我两头都要跑，医院要去，回来还要照顾小狗。现在护工一百多、两百一天，我哪有那么多钱。
疫情来了，我没办法遛狗，就定时把小狗抱到院子里，在院子里拉尿。小狗虽然很爱叫，但也很聪明，有时很想从院子里跑出去，可听到我叫，就回来了。姆妈似乎知道我不想出去，她每次听到我叫小狗，都会望向院子里，叹口气。
我不喜欢在小区转去转来，见到人心里总不舒服。这个时候人人都戴着口罩，看不到他们的表情，他们也不会对我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但心里还是会难受，会气愤。我也害怕小狗见到人就叫，怕惹得别人不喜欢。
人怎么可能不和别人接触呢？政府给我们发了两次爱心菜，是免费的。还发了一次鱼和包菜。这些都是由社区的工作人员送过来的。有一次给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爱心油，社区是两个人来的，敲了好久的门，不肯像之前那样，把东西放在门口，而是一定要我开门。不开门的话，就会一直大声地喊，“几单元、姓什么叫什么，这是给你们的油。”开了门，把油递过来，要我别站的太近，拍了照，又急匆匆离开了。
到了2月中下旬，有时候隔五六天，有时候隔十多天，会有志愿者拎着喇叭，在小区里来回走着广播，“在小区门口有十元菜。在小区门口有爱心菜。”一遍一遍地播着。十元菜就是十块钱一大塑料袋，这种菜有一点、那种菜有一点，到了小区门口，通常是需要排队的，也无所谓新鲜与否，无所谓袋子里有什么菜。给什么，就拿什么。没人说话，没人选择。甚至头几次，去晚了，连菜也没有了，就要等几天。
反正要活下去，就要去。不管他们怎么看我。也不管自己怎么提心吊胆。每次出门前，我都会和姆妈打个招呼，“去买菜了啊！”“戴口罩了吗？”93岁的姆妈不知道啊，她这句话啊，对我多重要的！我害怕的时候，听到姆妈的声音，就没那么胆怯了。到了小区门口，交了十块钱，我拎不动那一大袋子的菜，但也不会有人帮我送回来。我就用平时买菜的小车拖回来。
其实，当时无望、恐惧的情绪好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击打着我。我和姆妈一开始每天还会看电视。当时网上、微信上都是医院里面住不进去，有一些人哭天喊地的信息和视频。在我们住的附近有一个医院，一个私人记者进去做暗访，拍了一个视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看到医院的走廊里放了七八个尸体，死人活人都在一起，在医院的走廊里挤着。
真的很害怕啊！可以跟谁说呢？那个时候，伢在岳父岳母家住着，本来跟他们家关系不好，有点瞧不起我们，所以就算我很害怕，也不会打电话。
我可以和恐惧做斗争
也许我算是困顿的吧？食物的缺少，对我这样的老年人来说，也没什么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武汉同行发了一个消息，专门对老年人、不能出门的、有困难的孤寡老人、独居老人，可以帮助他们购买物资、药品。
说心里话，连“跨性别”三个字，我都是在武汉同行这里学到的。但我在武汉同行觉得很自在，以前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没有人觉得我是怪物，也没有人觉得我不正常。这样的舒服，让我对他们有了信任感。
当我联系武汉同行时，对方告诉我，他住的很远，现在没有证明纸，不让出门。但万一我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找到他，他一定会帮助我。也许别人会说，到最后也没有真的让武汉同行帮助到我什么，我却不这么看。
有了信任的人的承诺，我可以和恐惧作斗争。而对我来说，斗争最好的方式是在家做三餐饭，其他的什么都不想做，因为心静不下来。那个时候，十元菜、爱心菜里一半都是西芹，吃到最后都不想吃了。
我到底还是病了。也许是天气太冷，屋子里时不时要开窗，会更加不舒服。我有点感冒，头疼，微微发热。我蛮害怕的，不知道是不是感染了，就打电话给社区里。恰好是之前给我买药的志愿者，他安慰我，“你不会这么快就感染的。你现在不舒服，是今天早上才出现。如果你是新冠肺炎的话，有一个过渡时间的，起码要两三天的。”
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位好心的志愿者又来敲门，说帮我把感冒药买来了。他没有要我的钱。就算我对他说，这些钱都是1月份之前买菜的时候找回来的，不是市面上流通的，没有病毒。
恐惧的情绪，像看不见的石头，压着我。终于，我的心脏出现了问题。胸前区疼、背疼、胸闷。五月份解封后，我去医院。医院怀疑是心梗，检查之后，并没有发现。医生说，应该是在家憋得太久，也没有活动，加上情绪很郁闷。还是给我开了一些缓解症状的药物。
四月底，伢回广州之前，来看我。他对我说，他不想回武汉了。听完这句话，我扭头看看坐在床上的姆妈，对伢讲，“你过好自己的日子。我们将来能撑到哪一天，就是哪一天。”他没有做声。我不会去广州的。
我一直很想感谢帮我买药的志愿者。但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一直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们小区的人。他没有“欺负”我，我有点惊讶。
但疫情结束后，小区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很多居民还是不待见我，只是不像原来那么频繁地吐唾沫了。现在我也想开了，对方吐我，我就会吐回去。
五月份，隔壁楼的一家人来找我，劝我把这个房子卖给他。我的房子很小，只有六十几个平方。隔壁这家人让我五六十万卖给他。我对他讲，“现在武汉的房价都是两万。要是这个价格卖给你，我没办法生活了啊！”“你可以到远城区，那里一万元差不多可以下来的。”他居然好意说出来。“买一样大的房子。那我何苦呢！跑那么远，也不方便。我和姆妈年纪大了，需要离医院近一些。”
可是从六月份开始，到了晚上十一点，甚至凌晨三点四点，就会从隔壁传来奇怪的电流声。我和姆妈完全不能睡觉。我报警后，警察要我去找片警，片警也没有办法。一直到了九月份，看到我和姆妈就是不肯搬走，这种电流声才小了许多。现在这种干扰邻居的东西网上都有卖的。疫情虽然过去了，可我的心情还是很压抑。
好在每次武汉同行举办活动，都会叫我。当大环境对我不认可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组织，能说一些话，办一些事情，还是蛮好的。去参加活动，我的心情各方面都比较放松，不像在家那么郁闷。
疫情慢慢淡去，我的心情还是紧张。但这就是我要面对的生活。也许我被困住了。可我还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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