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公开从事同性恋研究的老师，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从2006年回国算起，同性恋研究这条路，魏伟已坚持了15年。
魏伟从不隐瞒自己的性少数身份，从不为了课题、职称而改变自己的研究兴趣，甚至不会费力做策略性的掩饰。他是大学老师中的的异类。
15年来，他以一种非对抗性的方式，让中国同志研究持续地在场、可见。
01.「我们的世界」：以局内人的身份研究同性恋
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魏伟提到，他们这一代人都深受李银河『他们的世界』的影响，但标题中的「他们」二字仍然带有他者化的色彩，是以局外人的视角来观察同性恋。而他希望写一本「『我们』的世界」，这本书的最大不同是，他从不试图掩盖自己的同志身份。
这本书就是由他博士论文修改出版的『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
谈及为什么会走上学术道路，魏伟坦言「非常偶然」。1991年，魏伟考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但他说「我在北大其实是个学渣」。
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社会学的发展仍处于草创时期，魏伟对淡蓝说，「我们所谓的社会学课程连教科书都没有，很多老师也是半路出家，对于我这种悟性不高、对学术本身没有兴趣的人，实在是没有多少吸引力。我当时大学毕业最想做的事，就是赶紧工作、赶紧养活自己。我那时其实没有读博士的兴趣。」
本科毕业后，魏伟做了四年公务员，负责出版物监管的工作。他笑称，「包括李银河老师当时出的书，也曾由我经手……那时候我绝对想不到十多年后自己的书也将经历同样的过程。」
很快，魏伟意识到这项工作「好像也不是特别有意思」。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考了托福、GRE，发现分数不高不低、但也够用，请教了同学文书写什么议题比较好写，就这样提交了美国博士项目的申请。凭着北大本科毕业的背景，「学渣」竟然也拿到了三个学校的奖学金OFFER，他最后位于芝加哥的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毕竟是大城市嘛」。
魏伟说，「我读博就是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当我拿到签证的那一刻，我一下子就紧张了，『我这种情况去美国怎么混啊？啥都不知道，我到底去干嘛？』」
但到了美国之后，魏伟对于社会学的热情和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被迅速地激发出来。在芝加哥，同性恋已经是一个高度可见的议题。魏伟的老师里就有不少是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同学们在课堂上可以公开地讨论相关议题。魏伟的住处旁就是密歇根湖畔的同志海滩，他还在当地的同志图书馆做志愿者，参加各种同志活动。
这种公开程度对魏伟而言是一个意识觉醒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尽管在北大，信息渠道依然十分有限。魏伟能够接触到的，只有香港警匪片里任达华饰演的娘娘腔变态杀手、厕所门上的同志交友涂鸦，以及在图书馆里偷偷读完的『孽子』。
魏伟说，「如果当年在北大的时候就有性别研究的课程，能接触到LGBT研究的话，我应该就不会那么学渣了。在那个时候，我发现社会学不能解决我的困惑，它不能帮助我去应对生命中最主要的、最让我纠结的问题。」
「如果那时候的课堂、那时候的老师，能够让同性恋成为一个可见的、可以被讨论的议题，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也许会有些不同。」
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驱使着魏伟进入同性恋研究的领域。尽管如此，在当时，选择同性恋议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博士论文是定义一个学者的东西，」魏伟对淡蓝说，「我的导师也是GAY MAN，但他说他在读博士的时候，就不敢做性与性别研究，因为如果这么做了，他可能会找不到工作。所以他就一直劝我考虑清楚这背后的风险。」
父母也同样担心这个研究方向会阻碍他的职业生涯，「爸妈也上过大学，他们很关心我的学业，询问我做什么研究。我就是要做博士论文才跟他们出柜的。他们的意见也是『做什么研究不好，你非要做这个？』」
但魏伟那时就有自己的判断：中国的同性恋社群正在变得越来越活跃和公开。
2004年，魏伟看到新华社关于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的报道，他既震惊又好奇，「同性恋已经有组织了，还可以上新华社的报道！」
他年底就来到成都踩点，并惊奇地发现，「这些同志过的都是比较大方、自信的生活，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于是，他决定将成都的同志社群作为博士论文的田野地点。
而彼时，关于中国同性恋的社会学研究，只有一本李银河的『他们的世界』。
魏伟说，「回过头来想，今天的我如果说有点成就的话，其实是我15年前已经预判到了，我要写的这个书，哪怕写得不太好，但它一定是第一本。这点就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做了非常正确的决定。」
02.在中国做同志研究：「我要不断地去撬动结构」
毕业后回国工作，是魏伟做的又一个重要而正确的决定。
博士还没毕业时，他就一心想要回国。「西方国家不是同志天堂，他们对同志更友好，但是他们有非常严格的种族主义，在同性恋社群内部，种族主义甚至是超过异性恋社会的。」魏伟对淡蓝说，「自从我在成都做完田野之后，我就盼着把毕业论文写完、赶紧回国，多一天都不想呆了。」
「我觉得只有在中国才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同志——至于是不是特别骄傲的同志，我不太好说——这么说也OK吧。反正我就觉得我要回国。」
在2006年博士毕业后，「既没有发表，也没有师门可以依靠」的魏伟凭借着「留美海归」的头衔顺利入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那时从美国回来的海归非常少，尤其是在社会学领域。刚好上海大学要招人，当时就已经开始『查三代』了。第一代最重要，我北大毕业的，不会差到哪去；尽管洛约拉顶多算一个二流学校，却也让我得到了进一步从事学术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就回来了。」
在上海大学的两年，是魏伟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站。这两年适逢上大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期刊『社会』改版，一个颇具雄心的编委会旨在提升期刊的学术规范性，期刊影响力刚开始起飞。
魏伟说，「平心而论，我博士研究或许水平不算太高，但是规范性还是可以的，毕竟是成体系训练出来的、上了20门课，比国内那个年代的很多研究更加规范」。
就这样，「近水楼台先得月」，魏伟于2007年在『社会』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纸黑字的文章，『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
在接下来的五年内，魏伟又在『社会』上陆续发表了两篇论文，有人将它们称为「同性恋研究三部曲」，分别探讨了同志的身份认同、消费空间和亲密关系，极大提高了中国同性恋研究的可见度。
这些发表给魏伟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上大的两年期满后，魏伟通过人才引进计划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任职，开始将自己的研究与教学实践进行更紧密的结合。
「华东师大的学术环境给我提供了最大的空间」，师范类大学的性质更加符合魏伟做性别研究的初衷，推动性别环境的改变「要从教育开始，要影响那些未来的教师、校长和教育管理者」。
由于坚持做同志研究，魏伟也因此面临更大的压力。尽管如此，「我基本上不进行自我审查」，魏伟说，「我只做自己想做的研究，我不会为了迎合谁而去改变或牺牲我的兴趣。」
「因为我没有行政上的追求，所以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也会积极配合。过去15年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国内发表空间受限，魏伟将重心转向英文发表。申请不到课题，魏伟就借助社群支持开展小规模的质性研究。近年来，他也积极地提交「同志生育研究」的课题申请，「我就要不断地去撬动这个结构，至于成不成我不管，我就要去尝试。」
备受好评的课程质量也给了魏伟更多的底气。由于选课学生多、教评好，魏伟的两门课程『酷儿研究：历史、媒体和社会』『性、社会和健康』先后入选华东师范大学的通识核心课程，个人也因出色的教学而多次获奖。
他说，「我要特别感谢同学们的厚爱。今天的大学也需要更多具有个性的老师，有这些东西在，大学也会给我更多的空间。年轻人的热情，学校也是会考虑的」。
回国的时机、初期的发表积累和日渐多元的高校评价体系，这些都使魏伟得以享有更多的自主空间，能够长期坚持且公开地做性别研究，并且在社群方面有更多的参与和发声。这在如今高度竞争化的「非升即走」的学术语境下，早已无法复制。
魏伟对淡蓝说，「回国这15年，相比于我获得的机会和空间，遇到的困扰都是临时的、次要的。在今天中国的大学里，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把科研、教学和个人生活交融在一起，我觉得我是非常奢侈的。」
03.让同志议题走向公开？抑或走向主流？
在2018年发表于『同性恋杂志(Journal of Homosexuality)』的一篇文章中，魏伟将他在中国开展同性恋研究和教学的经历阐释为一个「正常化工程(The Normalization Project)」。
这项工程包含两个策略，第一个是「将主流议题酷儿化(queering the mainstream)」，魏伟的著作『酷读中国社会』即是如此，运用酷儿理论的视角来审视城市空间、社会政策和流行文化等主流议题，旨在挑战传统社会的异性恋预设。
而魏伟如今更加关注的同志家庭和生育研究，更接近第二个策略，「将酷儿议题主流化(mainstreaming the queer)」，换言之，将性少数议题与主流议题进行结合和对话。
魏伟说，「我最近两三年申请课题非常积极，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和生育问题成为政府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同志生育作为一个另类的方案就可以提出来了。这样就把同志研究与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结合在了一起。同志研究不能自娱自乐。一项研究好不好，学术有学术的说法，但是和国计民生有什么样的结合也很重要。」
「将同志议题公开化」，这是魏伟将近二十年来持续不变的核心关照和研究主轴，「我不太希望同志研究变成一个自说自话的东西，一定要和主流议题产生勾连，这不仅是增加发表的机会，而且也会带来智识上的洞察。」
性少数群体的生命经验，能够跳出性少数自身，给社会大众以启发。
「比如说同志养老。养老是个很重要、很紧迫的议题。但现在异性恋家庭养老的方案有点靠不住了，包括支撑这一方案的传统孝道在当今社会中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要摸索另类的方案。同志在这方面能不能有所作为？比方说我们对亲缘关系、对什么是『家人』有全新的思考，在政策方面对这种多样性的连接能够提供怎样的支持。」
至少从目前来看，魏伟的「正常化工程」是颇具成效的。他的「同性伴侣家庭研究」在2015年拿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立项，他在去年发表的论文『中国同性育儿家庭中的隔代照料』也备受关注。「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受媒体关注的文章，」魏伟说，「这也是我把家庭多样性带到了公众面前。」
但与此同时，将同志议题主流化的风险在于，它可能会固化和加剧同志群体内部的不平等。能够被公众看见和接纳的，往往是具备一定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拥有符合异性恋规范的婚恋观念的同性恋，换言之，生活在一线城市的阳光中产GAY。
这种研究视野首先源于研究者自身的生命经验。
魏伟对淡蓝说，「我当年做同志研究，其实也是我自己对于社群的找寻、去肯定自己的身份认同。现在做『同志家庭』，包括我接下来要申请的课题『同志养老』，都跟我个人的生命历程有关系。那我最后的一个问题肯定是：在老龄化社会中，同志如何面对死亡？生命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热情和执着的来源，能够提供更加持久的commitment(投入)。」
魏伟也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局限，「更多地还是在舒适区中做研究」。
他会时常提醒自己和他的学生要对研究的公共性保持反思，「我并不否认，我关注的议题在同志研究中是相对比较主流的，更多是基于城市的、中产阶级的经验。同志研究所具有的公共性，经常带有深刻的个人印记。一方面，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具有突出的局限性。」
但反思不应止步于批判，还需要付诸实践。
魏伟曾在公开演讲中遭受观众的质疑，指责他的研究是「男同中心主义」，只见男同志、而没有女同志，男同性恋(gay men)一次次地代表了LGBT。魏伟接受这些批判，但同时也说「这个研究等着你去做」。
「我自己的局限，我承认。但我最不能容忍的，是只会批判。光批判是没有价值的，你做出来给我看。你做出来了，我也会非常地钦佩和赞赏。」
公开化抑或主流化，对酷儿群体而言，由此成为了一种可见性的悖论。
实际上，酷儿(queer)原意即为「奇怪的」，起初是用来贬损性少数人群的蔑称，在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被挪用成一种值得骄傲的身份认同。酷儿理论最早在中国也被翻译为「怪异理论」，它与主流本就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
然而，魏伟认为，「现在很多的酷儿批判也是空中楼阁，脱离于物质生活。我对酷儿的理解，不同于传统上强调『边缘的边缘』，而是寻求基于不同边缘经历的共识(common ground)。」
「在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高度分层的社会中，没有人是真正的主流，每个人都有TA边缘的一面，每个人都有QUEER的一面，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寻找共识，看它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新的连接，而不是在一个对抗性(confrontational)的角度上去理解它。」
对于中国同志议题在未来的发展，魏伟也给出了他的判断：
「现阶段，一个更加自信的、崛起中的中国，也希望在同志议题上有自己的声音和作为。那么，在这样一个转型中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自信，同志议题是有可能出现转机的。从一个抽象的理论推演来说，一个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同志人群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
00.最后
作为性别研究学者，魏伟没有止于学术上的批判，而是总能在现实中看到希望和机会。
对话到最后，笔者半开玩笑地说「你是个非常正能量的学者」。
魏伟也笑了，说「所以才能走到今天」。
「如果我们不谈希望的话，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