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患骨癌的同志恋人：他走了七年了

男友搬进向南的家里，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除了每天的遛狗、喂猫、打理雨林缸，两人还在同一个小区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存放各种一时间用不到的东西。

“这是他的吧？”男友不知道又从哪里翻出两件衣服，比向南的大一两码，款式也年轻。1972年出生的向南笑着说，“哎呦，是友良的！回头放到地下室去吧！”比向南小22岁的男友没说什么，手脚麻利地把衣服叠好。

友良是向南的前任男友，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七年了。

借了几百块钱

2009年春节刚过，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互联网兴起不久的时代里，大家都猫在同志聊天室里打发时间。向南一般先在公屏和不认识的人随便聊聊。他遇到情绪不高的友良并开始私聊后，才知道友良跟别人打架了，对方不仅住了院，还报了警。警察让友良给对方一千五百块钱私了，不然要被拘留。

2009年时，向南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千多，加上大手大脚，也攒不下钱。一千五不是个小数目。向南数了数手里的钱，不到一千，他琢磨了一下，留下一两百生活费。两人加了QQ后，友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向南问友良要了银行卡号，把钱打了过去。

那时两人还没见过面。向南甚至都没要求友良在何时把钱还给自己，连提都没提。或许有了这层借钱的关系，两人聊得多起来。友良在23岁时父亲去世了，家里的担子全压在他身上。

2009年4月，友良去向南每个周末打排球的球馆找他。向南记得友良戴着当时流行的蛤蟆镜，穿着黄色T恤、牛仔裤，足足等了三个小时。哪知道，一见面友良就急忙还了向南三百块钱。向南也没见外，两人一起去吃了顿饭，饭钱便是从这三百块钱里出的。

聊天、见面、约会，一来二去，两人确定了关系。向南和友良的双方家庭都知道他们是住在一起的“球友”。平时友良会和向南回父母家吃饭。友良和向南父母、向南的哥嫂都很聊得来，相处得特别好。

2011年5月二人带向南的父母去香港旅游。同年7月，向南的父亲查出了肺癌晚期。因为工作性质不一样，所以每天友良早上先开车送向南上班，再带向南的父母去医院。那时友良已经管向南的父母叫爸妈了。

向南关于看病这件事几乎完全不懂，怎么去、去哪儿、怎么弄、问什么，所有这些都是友良在做。后来向南父母去石家庄看老中医，每周需要一万多的医药费。友良便在周末开车带向南过去送钱。

向南不管钱。两人从在一起那天起，向南便将工资卡交给了友良。连父亲去世的仪式和招待也都靠友良张罗。等这一切都忙完，友良疲惫地告诉向南，这一次与癌症作斗争花光了两人工作以来的二十多万元积蓄。向南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也没能留住饱受痛苦的父亲。

2011年底，友良去香港出差。他在机场卫生间的时候却忽然膝盖疼得站都站不起来。友良有些慌张，在香港给向南打了电话。向南让友良先去看看，毕竟他还那么年轻。

第二天下午，友良打来电话，他的膝盖需要做穿刺。向南让友良赶回北京检查。

一周年，友良去香港出差带回来的礼物

“中奖了”

刚刚经历丧父之痛的向南怎么都不能相信，那么阳光的友良会患上癌症。

两人先去了积水潭医院，医生诊断膝盖肿瘤是恶性的。向南又联系了301、二炮等医院。友良是天津人，再赶回天津检查。共看了五家医院。三家的诊断是软骨瘤，两家诊断是软骨肉瘤。一字之差，却是两个不同的治疗方案。

向南和友良的母亲都觉得截肢才是万无一失的保障性手术。向南这个观点是从父亲的癌细胞转移到淋巴后获得的。医生说癌症一旦转移，就很难通过靶向或者手术治疗。与生命比起来，瘸了一条腿还算可以接受。“我不会嫌弃你。”向南半开玩笑。可他也知道友良很好面子。截肢对于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来说，意味着生活完全变了模样。可友良的左膝盖已经肿得几乎无法走路了。身体的痛苦、精神的压力，都需要友良尽快做出决定。友良最终选择了天津医院进行膝关节置换。

2012年夏末，友良把有肿瘤的膝关节取出，换了人工关节。医生在手术中端着切下的膝关节给向南和友良的母亲确认，并告诉他们癌细胞没有扩散。向南忍不住问了一嘴“切干净了吗”，听到这句话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向南不知从哪里来的直觉，认为手术肯定刺激到癌细胞了。医生却觉得向南在质疑权威性，简单而不高兴地回复了一句“放心吧，肯定切干净”。向南本打算拍下友良换下的膝关节，也没有来得及。

刚做完手术，医生告诉友良手术很成功，医生也很有信心。友良的母亲和向南很高兴。那段日子，友良在天津住院，向南一到周六就坐最早的一班车赶去天津，下了火车直接奔去医院，替下友良的母亲来照顾。

在两人的期盼下，日子恢复悠长。友良重新跑业务。向南和友良还在那一年带了双方的母亲一起去三亚旅游。生活似乎像睡着了那样平静。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2013年夏，向南申请了年假，和友良一起去斯里兰卡和泰国旅游。这是两人第一次出国，在斯里兰卡玩得极其尽心。或许太累了，有几次友良说胯骨疼，但休息一晚就恢复如常。但两人到达泰国的第一天晚上，友良忽然发烧了。

向南急了。根本没有什么原因会引起发烧，他不敢深想。在热带的酒店房间里，友良浑身烫得像一块烧红的碳。向南不敢开空调。泰国三天，向南一直陪着友良去医院。最开始去了公立医院。向南的英语不好，友良的英语好，但向南不忍心让友良作为病人还要跑前跑后、挂号缴费。好不容易挂完号，发现前面有将近两百人在排队。向南立刻带着友良去了昂贵的私立医院。

签证只有三天，如果因为友良发烧无法登机，不仅签证过期，向南的假期也逾期了。第三天一早，友良最后一次吃了退烧药，竟神奇地退烧了。回到国内，友良不敢耽误，直奔之前手术的天津医院。

当友良打来电话，对向南说他中奖了时，因为语气太过轻松，向南一时没反应过来。友良补充了一句“转移了”。向南脑子嗡地一下。如今向南每次回忆起这一幕，手都会麻，浑身仿佛一口钟，被震得嗡嗡作响。

二人带双方母亲去三亚，当时住的半山半岛酒店

“我一定等你”

复发对于一位癌症患者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对于患者的家人而言更是如此。

这一次诊断为骶骨转移，且左右双侧均有癌细胞。这是没有办法对骨盆进行置换的。向南和友良甚至想到刮骨的方案。医生告诉他们，癌细胞很难刮干净，会造成大出血，手术风险很大。刮过之后的复发可能性更大。

此时面前只剩下化疗一条路。化疗一期结束后，癌细胞指标有缩小。可这样渺茫的希望在二三期后破灭了，癌细胞的指标不降反增，血小板和白细胞开始大量降低。恢复一段时间，更换了新的药。还是没控制住癌细胞。

友良明白，自己开始向死亡的路上前进了。虽然开始尝试中药，但他已经起不来床。左边的屁股从突出一块，逐步发展成又圆又大，躺着时上半身也要拧着。随着病程加重，骨癌的疼开始了。

友良的母亲说，友良一般是晚上最难受，甚至打吗啡都无法止痛，忍不住就会发脾气。但向南每个周末去时，友良竭力控制着不把最痛苦的一面展示出来。

病榻上的友良还在帮向南买生活用品。那时向南不习惯在淘宝上买东西，几张信用卡也都是友良在用。2015年8月4日，向南陪着友良，忽然接到花旗银行的催款电话，告诉向南有一笔欠款已经逾期，第二天再还不上两万多块，将把向南列入征信黑名单。

向南对钱没什么概念，只知道与癌症对抗的花费特别高。友良被诊断为复发时，向南特别叮嘱，千万不要节省，舍不得用好的药。钱不够可以借，再不行就把北京的房子卖掉。直到接到花旗银行的电话，才知道几张信用卡都在透支。向南蒙了。

友良这才告诉向南，几张信用卡加起来欠款差不多三十万。“那我们还有多少钱？”“我们没钱了。”

向南怎么能埋怨友良，他知道他不会乱花钱，都是为了治病。向南决定先回北京借钱还卡。

临走时，向南跟友良说，“你等我，我明天上午就来。”友良一边笑一边摆手，“好的，我一定等你。”

向南上哪里去弄钱呢！平时都是他借给别人钱，如今却要开口借钱。他只能先和母亲说了这件事。当时24小时ATM取款上限为一日两万，还不够还信用卡。第二天，向南又带着母亲取了一笔钱后独自赶往建国门的花旗银行。

还款时，向南忽然接到友良母亲的电话。向南正在办还款业务。等从银行出来，回电话过去，友良的母亲说，“友良走了。”

母亲告诉向南，友良卧床一年多第一次掉眼泪。母亲把电话递给儿子，让友良给向南打电话。友良却把电话摔到地上，吐了三口血，走了。“你别伤心，你对得起友良，过来要慢点，路上注意安全。我们等你。”友良的母亲说完，向南再也忍不住了，在银行门口的花带后蹲着哭了很长时间。

友良母亲坚持让亲戚们等向南来到。向南看到友良时，觉得他只是睡着了。可在给他换衣服时，才发现友良的肚子和屁股有大量的积液，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上了。只能想办法找了认识的医生，抽了整十升、差不多两个大豆油桶的淡黄色积液，他才能给他穿上他最喜欢的那身西服。

向南哭了一宿。回想着六年里的一幕幕。向南的母亲知道后，给了向南两万块钱，说是给友良家的。次日，友良的母亲让向南选丧葬的套餐，向南便用这两万块钱选了18888块钱的套餐。遗体告别时，友良的舅舅和姨娘让向南挨着友良母亲，站在最前面。

我的左眼黑掉了

2015年开始，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向南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悲伤中，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哭。只有每个周末去天津看友良的母亲，两人一起聊聊天，住在友良的房间，睡在友良的床上，向南那颗破碎的心才会得到些许安抚。

与此同时，友良离开得突然，没有任何交代。甚至连信用卡、淘宝、支付宝的账号、密码，向南都不知道。等到一点点弄明白后，向南开始偿还近三十万的卡债。

一位二十年前的大学同学得知后，借给向南12.5万。其余的欠款靠向南东拼西凑，加上每天拉顺风车，一点点偿还。因为每夜的痛哭，向南还要在母亲面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南简直要崩塌了。

半年后，2016年的春节，向南从母亲家回自己家，车子还在三环上行驶，他的左眼忽然什么都看不见了。向南心里猛然害怕了。他觉得这条路就像他现在的人生，没办法倒退和停下，只能硬着头皮、靠着一只眼，缓慢而小心地走下去。

回到家，向南不敢和母亲说实情，只打电话说临时接到通知，从大年初一到初七要去单位值班。

第二天，大年初一，向南独自驾车去了同仁医院。眼科医生看完，却说一时还诊断不了。原来向南的眼底被大量血液遮挡，看不清病情。向南带着吸收血液的药物，一个人在半黑暗中挨到初七，才得以诊断出左眼视网膜脱落，需要加急手术，不然可能失明。

向南是独自前往医院住院的。护士看到惊讶极了，“怎么能没有家属陪着呢！现在不能让眼睛乱动的。办这些手续应该让家属来的。”向南说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家属。

视网膜手术从下午两点做到傍晚六点，需要全麻。手术知情同意书上不能让向南签字。向南没办法，只好告诉了表哥和母亲。等手术结束，向南就赶他们回家休息。护士实在看不下去，告诉向南还是要留一个家属，“晚上疼劲上来，你会受不了的。”向南坚持，“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

其实，向南当时的心里全是友良。果然麻药退去后，眼睛带着整个头都在疼，像被念了咒。加上医生要求向南接下来一个月趴着睡眠，确保眼睛内注射的硅油能撑住视网膜，让手术效果得以巩固，向南的头更是疼得无法支持。可每一次疼痛，向南都对自己说：这算什么啊！友良那么疼，都坚持撑了一年。

半年后的2016年9月，向南又需要全麻手术，把左眼内的硅油取出来。此时左眼视力只恢复到戴眼镜时的0.2。而向南的右眼戴眼镜是1.0。更糟的是，左眼看什么都是重影。走路、拿东西、过马路……一个人的生活，现在看什么都是两个。

两人收养的流浪狗妞妞

“我希望你幸福”

2017年，向南半残的左眼得了白内障，置换了人工晶体。2018年底发现人工晶体有可能会脱落，医生说甚至咳嗽都可能引起脱落。到了2019年，向南在打球时碰到了眼睛，人工晶体脱落，不得不全麻做了复位手术。2020年，向南眼镜框磕到了桌子腿，晶体又脱落了。

其实向南并不纠结于左眼的失明会不会让自己看起来有些奇怪。那几年，向南已经决定这辈子不再找男友了，不再见网友，友良的感情让他又温暖又知足。直到和一个同样喜欢动物的男生开始闲聊。几个月后，男生对向南说自己即将研究生毕业，要去外地读博，养的一个雨林缸实在带不走，能不能帮忙照顾？就这样，从去男生的宿舍拉雨林缸开始，到后来看电影吃饭，又到男生硕士毕业、退了宿舍后，又在向南家里住了一阵子。可向南并没往更多去想。

而此刻反复接受全麻手术的向南询问医生，这一次做完手术是不是一劳永逸？太多次全麻让向南的记忆力明显不好了，很多和友良在一起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模糊。医生告诉他，每隔几年便需要进行一次手术调整，每次调整手术都需要全麻。向南要考虑一下。

听说这件事的男生赶到向南身边时，已是中午。向南对男生说一起去吃点东西。男生买了两个小汉堡、两杯可乐，摆到向南面前，自己忍不住哭了。向南有些诧异，“你哭什么？”男生回答，“不知道你以后要遭罪多少次。”向南说，其实已经决定好了，不要这个晶体了，左眼看不见就看不见吧！男生接过话说，以后他会陪着向南。向南打断他，“这有你什么事啊！”

又过了些时日，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而当男生开始陪伴在向南身边后，向南带着他去见了友良的母亲。母亲说，“友良走的时候他没来。”向南说，“对，他那个时候有事。”

失去了左眼的向南从没有失去友良。2022年夏末夜里，向南忽然想起一次去看友良，握着彼此的手聊天。友良说自己放心不下母亲和向南，语气里带着不舍，“你们俩呀，生活自理能力都不行，又都太善良，我怕你们在生活中受欺负。”他又想了想，“我妈妈还有舅舅和姨们照顾着。可你自己在北京，最让我担心了。”向南记得当时问了一句，“你希望我以后再找朋友吗？”友良盯着房顶，然后看向向南，握着他的手笑：“我希望你幸福。”向南的眼泪猛地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