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向我哥哥出柜时，不出所料地，他反应相当得体。这一年我23岁，他37岁，我们在他新家的客厅里研究如何将一张大约七尺长的玻璃茶几完美地塞进卧室。我哥哥的新房子有两层，装饰着贴合紧实的瓷砖和柱状灯泡。通常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但我记得那天我提了相当多建议。有些话就在那时脱口而出。“我也是同性恋。”他几乎立即就接受了，我原以为他多少会扯到父母和婚姻什么的，但他没有。“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他拥抱了我，拍了拍我的肩膀，给予了我一些明确的爱和尊重。他男朋友，那个我从十多岁起就认识的男人叫了披萨外卖，我们把那些铺满香肠和芝士的饼分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就没什么了，正如他男朋友所说，我其实可以早点告诉他们。
我和我哥哥相处的很好，比我认识的许多有兄弟姐妹的人都要好。此前我们分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一年前我毕业后又搬回他所在的城市，他问我父亲最近怎么样（我们生母相同，我是他继父的儿子）。我回答了他，然后我开始每周末都见他们一次。他试图为我带来一些新的兴趣爱好，我们一起开车，打麻将，研究将钓线和钩子抛入水中的弧度。在那些轻松快乐的家庭周末日，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些在青春期中被搁置的秘密、性取向、好奇心，几乎都像柜子缝隙里的灰尘一样一点一点被清扫了出来。而我也不再只是他的弟弟，我成为了一段抽象的，无言记忆的集合——一个并不共享的近乎贫困的童年，早逝的父亲和身体残疾的母亲，失而复得的学业。
两周前他的新房子装修完毕，像平常一样，我过去同他们聚餐。当他问我有没有在服用PrEP时，他男朋友正在开我带来的那瓶梅子酒。
“什么？”我问。“干嘛问我这个。”
“我想确保你安全。”
“我很安全。”我说。我尝了一块他男朋友煎的猪排，肉的背面有点焦了。
“所以你在用PrEP吗？”
“我已经23岁了。”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并不想聊这个，我低着头，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我比谁都清楚这些事情。”
我哥哥是一名医生，公立医院的医生。如果你身边也有干这行的，你就能体会这种职业身份意味着什么。他读了很多年的书，付出很多辛苦，忍受着寂寞，孤独，目标感强烈并心甘情愿陷在世俗价值的判断里——这都是这座城市赋予他的，这些标准像指引又像枷锁一样框住他，教会他该怎样生活，怎样获得自己向往的一切，这其中当然还有性取向的功劳。我记得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夜里酩酊大醉，回到家，穿过厨房的门，弯下身子脱掉鞋子和袜子，不止一次地向上铺的我诉说他多么希望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我父亲有一些钱，我一直坚信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嫁给他的原因，她美丽，脆弱，小腿残疾。我哥哥继承了她的一切美好品德，他们不信任钱，却信任工作，或许这意味着工作是他们赋予自己价值的的少数几种方式之一。我不敢肯定。
“告诉我实话。”
“我没用PrEP。”
“为什么不用呢？”
“妈呀，快换个话题吧。”他男朋友率先受不了了。
“你们要不要吃烤玉米，厨房有。”
“我想尝尝。”我说。
“我下周就能给你开一点。”他用筷子指着我。
“我不想吃。”我说。
“为什么？”
“太麻烦了吧。”
“有什么麻烦的？”
“我会用安全套。”我说。“你不会还想和我聊这个吧，哥。”
“每次都用吗？”他问。“你每次都戴套，不会在快射的时候或者中途摘下来？”
我起身和他男朋友一起去了厨房，把他留在那，不去想他在用怎样的目光看我。我在厨房呆了好一会，直到他能放下这个话题。
我很少用安全套，也不会频繁发生性关系。但每当我和其他人做爱时，我基本上都不会戴套。原因很简单：我不喜欢。当某个男人，某个我为之着迷的男性将要操我，将要进入我的身体，我希望自己屈服于他，希望他能把我当作某种牲口一样对待，生硬、迅猛、像是彼此的第一次或者最后一次。而且我一直这样认为，我可以分辨出我的性爱对象是否可靠，从交谈中，从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谎言中，我能判断出自己是否安全。只在一种情况下例外，那就是招妓。这种行为在我的大学时代被养成了一种习惯，通常每两个月一次。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第一次有了检测意识，我买了试纸，把自己反锁在公用的卫生间里，紧张地看着会不会出线两道红线。后来我得知，有这样一些公益机构，你跑过去做hiv检测，填一些问卷，他们会给你发放安全套和五十到一百元的红包。我最常去位于学院南路的一家，有一个个子矮但很精壮的男人会接待我，他一个接一个地问我关于我的性生活的问题，并在得知我滥交之后皱起眉头。他会用很多种方式告诉我要小心，但我从没听进心里去，即便我为此得过一种不算太严重的皮肤病——我撅着屁股，在医院的简易手术床上让医生为我去除那些密密麻麻的疣体。一切都很讽刺，因为我还有一个在医院上班的同母异父的哥哥。
他在第二周的周五又给我打了电话。
“我已经给你开好PrEP了，你想清楚了吗？”
我不想吃。我这样告诉他，声音很轻柔，有些内疚，我一直摆脱不掉和我哥哥相处时的内疚感。
“你应该知道吧。”他停顿了一下，这表示他已经下定决心。信号从这座城市的那一头传到这一头，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一直都很担心你。”
“我也担心你。”我说。
“你担心我什么？”他笑了一下，似乎认为我在无理取闹。在他已经拥有这一切之后，房子，事业，稳定长久的感情，他不知道他有什么好让我担心的。
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他又开口了。
“我应该没和你说过吧，十年前，我在深圳的一家三甲医院实习，有一间病房，里面都是得了艾滋病并且已经严重到需要住院的人。2010年左右？那时候你才十多岁。”他又说。“上初中吧，应该。”
“我不清楚。”
“我没有在那实习很久，但其实也挺久的。有一个资历很老的主任，他带我，应该姓严，我们都叫他严老师。他人特别好，真的，特别好，他叫我多去那个病房看看，那几年都在提倡反歧视，社会风气很好，比现在好。”
他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给一个导演朋友编写剧本。我大脑宕机，蜷缩在客厅角落的沙发上。我光着身子，没穿衣服，汗从腋下一路滑到腰窝，我闻起来一定很可怕。笔记本贴着我的肚皮，我把它抬起来一点，因为它已经开始发烫。我报复性地用力敲击回车键，让文档空出一行又一行。
“你忙吗？”他问。
“我不忙。”
“我最近一直在想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我没听你讲过。”
“我当时没那么觉得。”他声音很低，听起来有些沮丧，这让我也变得沮丧。“我当时从没觉得他们可怕或者可怜，真的，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自己…前程似锦？工作很累，很辛苦，但我一直很开心。我把他们当成病人，得了绝症。很多护士和实习的同学都不愿意来这个病房，不管我们在学校里学过什么，不管社会风气什么样，大家都很抵触。但我愿意，我总是会过去。”我把手机放下，开了免提，我有点想要提问，但我不想打断他。
“你可以想想大家都是怎么说他们的。”
“是的。”
“有一天，一个央视的节目组找到我们，他们想拍一个采访。然后他们就在这个病房里面挑人。这个节目当然不会在电视上播，应该会放在网上，他们有专门的网站。我之前都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事情。但是我最近突然想到它，然后又想到了你。”
“嗯，为什么会想到我？”
他犹豫了一下。“他们希望能找到一位愿意出镜的同性恋者，但这间病房里其实并不都是同性恋。有吸毒的，有意外感染的，有儿童，妇女。但他们就只希望找一名男同性恋，一名‘少数群体’。最后有一个人答应了，一个小男生，二十多岁，差不多和你现在一样大。”
“这个男生让我想到了你。”
这个话题那天就到此为止了，我有意让它停下。我们开始聊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关于食物的，新开的餐馆，牛排，意面，一家以辣出名的湘菜。我父亲准备翻修家里的房子，他有许多关于养老金的问题想要问我，而我自毕业后一天保险都没交过，我把这些皮球都踢给了我哥哥。他告诉我，过段时间他会邀请一些朋友去家里做客，我可以过去，不过到场的几乎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他不确定我会不会感兴趣。我说我会去的，然后挂了电话。
若干年以前，我上初高中的时候，电子设备还没现在这么发达，找陌生男性做爱的途径有很多。就我所知，有公厕、公共浴室、健身房的更衣室、按摩店和特定的公园。我那时候相当早熟，早在大学之前就知晓了许多在这座城市里发生的和性有关的故事，就像那些地点一样，公开，下流。
当然，现在这些方式也得以保留，但其实已经没那么有必要了。只需要在手机软件中来回滑动那些赤膊男子的照片，他们中有的人会把“有偿服务”这件事摆上台面来。
他的名字，他告诉我的名字，是peter。很好笑吧，一个新疆人，干这行的，叫peter。他是一名按摩师，并且从来不提性服务或者卖淫之类的事情。他是按摩师，他的工作就是给别人按摩。通常我会去他租的房子，一间狭小的令人不快的房子。和室友合住，因为房子里的一扇门总是关着的。另外两扇门，浴室，还有他的卧室向我开放。
Peter确实会给我按摩。他手法轻柔，温顺，和盲人按摩店里的那些人风格迥异。他有时会用肘部，按压和接触我的皮肤。总是在我身体上涂满精油，用刮片和双手为我缓解疲惫和痛苦，那些粗糙的，长着茧子的手指压在我背部痛苦和快乐的支点上。然后，因为我额外付了钱，他会扭动没在触碰我的那只胳膊的肌肉，将手指滑入我的缝隙里，摩擦里面的空间，直到我开始移动。他会把两只手都放在上面，轻轻往下推，在我发出一阵阵舒服的声音之后，他让我翻身。他用折叠好的热毛巾盖住我的眼睛，围绕着按摩我的胸部。接着，他给我口，然后他把我翻过来，在毛巾上操我。
在他快要结束时，他会十分识趣地拔出来。他射精时表情狰狞，伴随着夸张的嘶吼声。我不能确定这是出于他的职业习惯还是性的愉悦。我对他表示感谢。我是认真的在感谢他，就像在感谢那些在餐馆为你服务的工作人员。我扫码给他打钱，然后就会离开他租的房子。
我哥哥明显有心事，不仅仅是担心我的健康问题。我们住的不算远，我是第一个抵达他家的客人。我走路时一直汗流浃背，在这座城市的六月，只要外出就会这样，气势汹涌，摧枯拉朽的热。当我到达他家门口时，他急忙推我进浴室。“你快去洗个澡吧。”
在浴室里，我打开了grindr，还有其他几个小软件，我轮流切换它们。我能找到一张张好看的脸，诱人的身体，一列列愚蠢的个人资料。但我找不到我哥哥。
当我从浴室出来时，其他人都已经进入了这栋房子。正如我哥哥所言，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他们的年龄都和我我哥哥相仿。所以在这场派对上，不会有switch和桌游，不会有膨化食品和有糖汽水。大屏电视开着，他们彼此聊着一些我不感兴趣的话题。有人带了鸡尾酒，有人用编织袋装着自己养的小猫。我哥哥向他们介绍我，我一一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当中，有律师，有报社的领导，有金融公司的高管。他们了解了我是做什么的，又开始开玩笑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他们问我会对什么类型的男人有感觉，我声称我喜欢比自己年长许多的，我喜欢比我年长的成熟男性。他们大笑，这让我注意到，他们中有一个人，我刚刚在软件上看到过他，他的资料上写着bottom。
我哥哥把我叫到一旁，留下他男朋友招呼所有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我还记得之前我们通电话的内容。
“那个接受采访的年轻人，那个让我想起了你的年轻人，也让我想起了另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更小，还不到二十岁。他很可爱，很迷人。”我坐在沙发上，低头喝着自己刚刚倒的鸡尾酒。我一直注意着那个资料写着bottom的男人会不会看我，但他不会的，他的男朋友就坐在他身边。他看起来很好，保养得很好，脸上有点丰满，身材也保持得很好。
“他的情况很不好，已经病的很严重了。有个30多岁的女人陪着他。她自称是他的姐姐，但我一直保持怀疑，因为她没有在家属单子上面签过名。她一直告诉我们她是他的姐姐，她一直强调这一点。她表现得很坚决。”
他男朋友提醒我们该吃饭了，这次他拌了沙拉，还有一些可以即食的海鲜。
“我一直都不愿想起她。我们都尽力了，医生，护士，都尽力了。我们想方设法地救他，救那个小孩儿，真的，他二十岁都没有。”他咽了咽口水。“他比你现在还要年轻，但看起来很衰老。不管他们多年轻，看起来都会很老。”
“他们会长一种东西，卡波西肉瘤。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脖子上面长得全都是，像一圈项链一样。我经常去看他，但是我和那个自称是他姐姐的女人从来没见过面。她挺有钱的，她直接和主任沟通，叫我们一定要治好他。”
我想我哥哥有点太沉浸在他的回忆里了，他盯着我，好像已经忘了我是谁。就像盯着一个汉字太久而忘记它该怎么念，就像盯着某个东西太久以至于它开始模糊而失去焦点。他希望我能身临其境，希望我能看到他见过的那些东西。
“你没有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呆过。你知道吗，其实大部分的患者都很年轻。”他在摆手势，他的手在空中挥舞。“但是这个病，这个病让他们变得很丑，你能在电视节目上看到的都是没那么严重的，但是实际情况特别不堪。这个病让他们变得好像…好像烧着了，皮肤被烫得一块儿一块儿的，萎缩了。”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不希望其他人听到我们的谈话。
烧着了，这三个字在我脑海里回荡一遍又一遍，我有些反胃。
“他们的朋友和家人，都很难接受他们这副模样。那个自称他姐姐的女人无法理解这一切，她坚持我们一定要治好他。那个男孩儿，那个本该可爱迷人的小男孩，他和我说他感觉自己每天都在燃烧。他觉得自己很丑，很难看，生活，人类的生活也很丑，他问我是不是也这样觉得。”
我不再接话，生怕打扰到他的思绪。他正看着我的肩膀，背靠靠垫坐着。他男朋友正从厨房端出一盘又一盘的食物。墙壁有些地方是凹下去的，为了收纳更多装饰品，空调不断吹出冷气，我们在一楼，一楼是会客的地方。
“她跑到医院来，跑到我们休息的地方。”他继续说。“她在那里大叫，操你妈的，操你们妈的。主任也在那，他上前交涉。我当时离他们很近，我也过去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帮上忙。那个女人看了看我，我就离开了。我去病房看了看那个男孩儿，他喉咙里面已经长了疮，说话说不利索。然后我就回宿舍了，我请了好几天假，等我再回去的时候，他就不在那个病房里了。”他往后靠了靠，脸色不太好。“她看我的眼神，那种感觉，那种被人恨，被人讨厌的感觉…我以前从来都没想过有人能这么恨我，她其实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人呢？”我问。
“哪个？”
“那个被采访，上节目的。”
他的客人在招呼我们，食物和酒已经都准备好了。那个资料上写着bottom的人在忙着回消息，依然没有看我。
“他情况挺好的，不过大家都不喜欢他。”
这个话题彻底结束了。大家开始聊移民、结婚，还有代孕什么的，他们几乎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计划。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群体，为什么我们这种人不能有不婚主义，不能向往孤独终老。每个人都很渴望爱，这很奇怪。在和我聊了那么多之后，我哥哥显然已经失去了加入他们的欲望，他礼貌地参与了几句，批评政府的无能，民众反智。但其他人呢？有人预言他们的某个共同好友的新恋情失败，有人在讨论他知道的某段三人关系。我哥哥在这种场合一直表现得不太好，他找不到那个边界，那个点。席间我去了趟二楼的卫生间，我打开软件，看到那个人也在线，他刚刚就坐在我对面，划手机。我不记得他做什么，但我记得他男朋友是做金融的。除了刚刚问我喜欢什么类型，没人再找我搭话，除了我哥哥，没人真的关心我。我在厕所呆了好一会，我资料上写的也是bottom，我关注了他，等了一会，看看他会不会回关。
Peter，那个给我按摩的人，这次主动要求要来我家。他不再在他家里做按摩了，至于为什么，他没说。我想到另一间卧室的门紧闭着，另一个人在公用沙发上留下的柔软的痕迹。卫生间没有任何粉色，所以我推断应该是一个男人。我对此感到好奇，他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他们会分享这种生活吗？
对于他的到来我感到很兴奋，我有一个可怕的幻想：他把我赤身裸体地绑在浴室里，强奸我，用烟灰缸把我砸晕，然后利用这个机会抢劫我。这很荒谬，因为这种幻想很明显并不是我想要的，这是我的无穷想象中的一个聚焦的斑点。假如他真的要抢劫我，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家具都很便宜，冰箱里有一些罐头和饮料，客厅放着我办公用的笔记本，一间卧室的床头柜放着助眠和让我情绪稳定的药片儿，另一间卧室里什么都没有。我在客厅的沙发上等着他，看着这一切，死气沉沉。我忽然想到，我家和他家一样，稀疏，不快乐，一无所有。
他这次很健谈，他问我最近怎么样，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作家。作家？那收入怎么样？刚刚够养活自己。你家好大，我们在哪按呢？那间卧室就可以。怎么称呼你？我姓王。你写过什么书吗？没有，没什么。那怎么赚钱？接一些杂活。你还有干净的毛巾吗？我怕油弄到床上。浴室有。蜡烛要点吗？要不要放点音乐？你可以连我家音箱，都可以。我最近很喜欢看一本小说，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嗯。你家真不错。
我姓何，不姓王。但至少我告诉了他一个汉字，而不是“David”，或者“Eric”。我在去洗手间的时候想着这一切，想着他用他那嘴不标准的普通话和自己的室友说他又和什么人性交了。我脱掉衣服，系上浴袍，然后出来。他脱掉了上衣，正在卧室等我。他不等我上床就跪在地上拉开了我身上浴袍的带子。我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我很硬，但除此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他闭着眼睛，我把手放在他的头上，他说，“抓我的头发。”他说这话时他嘴里还吃着我的#，这让他的口音显得更加滑稽。我粗暴地，用力拉扯他的头发。他喘着粗气，眼睛好像在闪闪发光一样。他站起来，走到浴室的镜子前，弯下腰，把短裤滑到脚踝。他靠在洗漱台上，扒开自己，“想不想操我？”他问。一般来说我都是0号，所以我几乎一点冲动都没有。他两只手放在上面，我有些无动于衷。他没有提到安全套，他拧开润滑油的瓶盖儿，把那个地方抹的滑滑的，但是依然没提到安全套的事儿。我问他要不要戴套，他说他不想戴，我们之前做的时候都没戴。
我后入他，从后面操他。我动作僵硬，从头到尾都很僵硬。结束后，我射在他的身体里。我应该问他，问他最近有没有检测，或者有没有用PrEP，但是我没有。我应该戴套的，但我家里其实没有安全套，我只有一个，一人睡的两居室。做完之后，他穿上衣服，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跟我聊起他最近看的那本书，但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按摩——他还没有给我按摩呢。我知道如果我开口，他会给我按的，因为我会给他钱。这些都是有偿的，明码标价。他似乎也清楚这点，所以试图在我开口让他为我按摩之前离开这里，或者在他犹豫不决之前离开这里。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喜欢我家，这里比他家要大很多。我终究没有开口，我看着他收拾好东西，提醒他别落下什么。这一切，从他进门到现在不过十多分钟。他走之前，我像往常一样扫码给他付款。但当我在grindr上给他发消息时，他没有回复。很快他就注销了账号。
我对我哥哥最早的印象是他总是对一切都很忧虑，他坚持，却总担心自己的坚持得不到回报。当他从学校接我放学回家时，他花钱为我买零食和糖果，但他的双手总是在我的肩膀附近徘徊。那双紧张的手，在我九岁的时候捧着我的脸，他的双眼，温柔，充满平静，寻找我们究竟有哪些相似的地方，一些在基因里，在骨子里刻着的命运的联系。当我睡着之后，他关上卧室的灯，悄悄地去厨房读书，他坐在板凳上的样子，驮着背，左手的手肘压在书上。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让自己确信自己会有未来，确信自己前程似锦。他照顾着我的饮食和起居，这些责任在我们的父母分居后都落在了他的身上，作为一名未来的医生，他小心翼翼地照顾我脆弱的肠胃，在我为不能喝到冰水而大发脾气时默默忍受。他的忧虑，那种对未来和生活的不确定性的担心，全都悬在我身上。
还有许多其他的回忆。爱，嫉妒，性。他也可以是个非常快乐的人，在他刚刚遇到现在这个男朋友时，他很确定他们会一起度过余生。他们总是互通电话，饭菜做得更加难吃，但从没让我饿过肚子。在我发烧时，他把手背和眼皮贴在我的额头上。在我的脚卡在自行车的轮子里时，他焦急地拦下计程车把我送到医院，自责地在后座上坐立不安。关于我哥哥的记忆是如此的漫长冗杂，但他对于未来的忧虑，是我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幽灵。
他为什么要告诉我那个关于艾滋病的故事？绝对不是出于警告。我不怕这个，我不怕死，也不怕变得丑陋，我不好看，没什么人喜欢我。故事真正的高潮是关于那个女人看了他一眼。也许他只是想要讲出来，他把我当作那些他没法治好的人，祈求我的原谅。他以为我有能力原谅他，因为他没法在一个将要死于艾滋病的男孩问他生活是不是也一样丑陋时说不。他在那家医院里实习时还没有瘟疫，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在2010年左右，那年我第一次听说艾滋病，我才十多岁。我听到有亲戚在和我父亲讨论，那些在华强北卖羊肉串的人得了艾滋病，他们会把自己的血滴在羊肉串上，他们持刀，恶毒，活在另一个世界。我那时候对这些都没什么概念，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想我没法替那个人原谅他，因为我没有这种能力。
也许，在几周之后，我的检测试纸上将出现两道杠，我将不幸感染HIV。我哥哥的担心将会得到应验，我将成为一个典型。此后我在社交软件上的资料里将会这样备注：阳性，病毒水平非常低，正在吃药治疗。我哥哥是对的，我应该服用PrEP，但在此之前，我得去买一份阻断药。
又是一个星期天。在我哥哥的两层大房子里的另一顿午餐。上次来的人这次也都来了，大家有说有笑。那段被预言注定不会长久的恋情果真已经分手了，有人找到了俄罗斯的代孕渠道，有人已经计划要去拿绿卡。我哥哥和他们打成一片，他看起来快乐极了，我告诉他我已经开始吃PrEP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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