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和柏志说话，是2009年末在巴黎举行的一场考试上。
我清楚地记得，拿到这张历时四个钟头、和教科书毫无关联的历史卷子，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姓名旁一笔一画写下“我是交换生”，祈祷阅卷老师高抬贵手，不要耽误我回国后学分转换，影响我大三的年级排名。在飞速翻动手头全新的纸质字典，拼力胡诌着最后一题——“请谈一谈达喀尔在法非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我丝毫未曾想到，未来的自己将同这座城市结下多么深的缘分。卷子刚一收走，半空中便伸来一只大手，“饿了吧，来点？”柏志举着包小饼干，在后座上笑了笑。
交换的前半年，我和柏志只在上百人挤在一起的历史课上有交集。为了多融入当地环境，我故意避开东方面孔，便没和他亲近起来。那时，我对柏志仅有的印象是他非常高，不管坐哪儿都能比周围人高出半个脑袋。
这场考试让我们成了朋友。不久我便得知，柏志比我大三个月，家乡和学校都和身在北方的我相距千里，也公费来这所大学交换，和我一样喜欢谈天说地，热爱永不停息的巴黎。
交换的后半年，一到万里无云的周末，柏志就爱拉着我乱转平价店云集的雷恩路，火树银花的夜晚，就叫上我和三两好友，去学校旁人潮如织的巷子里逛逛吃吃。他似乎对芝士焗土豆情有独钟——哪怕我们其他人都对那股子酸味嗤之以鼻——硬省下的奖学金次次都花在这破玩意儿上。初夏的一晚，我们俩不经意散步到玛莱区的酒吧街，看着插满外墙的彩虹旗一齐笑了出来。事后回想，应该是他先“嗯嗯”两声清了清嗓子，旁若无人地穿过来来往往的男人们，快速蹦进了地铁站。
“我租的房子月底就到期，但下月初就回国，不想续了。你的航班时间不是和我差不多吗，想不想来和我住？”大学食堂里，我停下还在蠕动的嘴，直直盯着柏志刚拿到成绩单后闪着光芒的眼睛，“我找了个青旅双人间，平摊房费省点钱。”
交换的最后一周，我和柏志住在了一起。第一晚，隔壁的嬉皮士们大声放着音乐，风扇嗡嗡地搅动热气，七叶树的影子在窗帷上跳动。我们畅想起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八卦开来。我羡慕着三年前毕业的精干学姐，怎么凭一己之力在北京买了房。他嘲笑起大我们五岁的学长，在法国博士读一半竟放弃，回国去考公务员。我们大笑着进入梦乡时，巴黎清晨各式的喧嚣声已从四面八方传来。
第二夜，柏志直接吻了过来——“我就知道你是。”激战正酣时，床板轰的一声震掉在地上，柏志一下笑得脸变了形。
“看你选的这破地方。”我捏了捏他的屁股。
“等我有钱了，来这里招待你。”离开巴黎前的最后一天，柏志盯着面前无数名人曾下榻的丽兹酒店，坏笑着在我胳膊上蹭来蹭去。
“有那闲钱你还不如给我买个戒指，”我朝旁边的卡地亚店努努嘴，欧洲大陆最昂贵的宝石正在橱窗里熠熠生辉，“这旺多姆广场上哪家店都行。”
“会实现的。”他抓住我的手，让我觉得温暖。
回国不久就到了暑假。柏志找了份在北京的实习——“正好你不回家，我凑过来看看你。”我领着他和他那只硕大无比的箱子出了地铁站，蹦蹬蹦蹬路过一家家画着巨大拆字的小吃摊和坐着穿短裙玩手机女孩的理发店，就此进了我的校园。四人宿舍，一个本地人，不常住；一个在父母安排下回家实习；一个次次挂科被开除，出国留了学，床位成了堆放杂物的垃圾堆。现在，这里是我和柏志的乐园。
一个月匆匆而过，我在学校旁一家颇受学生青睐的餐馆为他送行。窗外的奶茶店早早排起长队，前面的空地上坐着一位老大爷，在油绿绿的大西瓜旁摇着蒲扇。柏志搅拌起刚上桌的石锅拌饭，眼镜被滋啦滋啦的热气蒙上一层雾：“你当初为什么学法语啊？”
“为什么啊……因为是提前批，多一个选项吧。没想到分数真够了。”
“我是因为好找工作，我妈让我选的。她在高中当老师，教英语。”
“但现在没前几年走俏了。”
“是……我妈还说，让我千万别当老师。”
我对此颇为不解。
“她说这工作轻易没有变动，也几乎不可能被开除。要和谁关系搞僵了，那张脸你躲都躲不开，说不定几十年。”
“我还想着没准能教教书……”
“那还没那么容易实现呢，”柏志夹起片肉吹了吹，放到我碗里，“她学校现在招老师，都要博士了。”
这话还是有些夸张。大四第一天，院里的公告栏就出现一张巨幅招聘启事——“硕士优先”，一家全国知名的外国语学校写道。
秋风渐凉，深夜鼓捣会儿毕业论文后，我都会钻进被窝儿和柏志发起长长的讯息。一个周末，还在睡梦中的我被他的电话搅醒：“那个傻逼，仗着家里有关系，竟被录取了！”他冷静了些，我才明白，一份理应到手的工作，可能被一个本地同学顶掉了，“他分数没我高，上课连个屁都不放，怎么终面选了他！”
我一时不知该回复什么，便把之前在院里拍的花里胡哨的招聘通知——除了那张中学的——一股脑儿全发了过去：“机会还多得很。要不要来北京试试？首都机会应该多些……”
“对，就在北京找，找个大国企，”母亲那段时间和我通话时，总会扯上这个话题，“别和有的年轻人一样咋呼，中国这几十年你们经历过什么。”不久前，父亲工作快20年的公司被收购，拿了笔不多不少的赔偿金离了职，为了补缴养老金还在满世界跑——趁他出门散心时，在国营工厂里越发稳定的母亲如此告诉我。
“伯母或许说得没错，”初冬时节，柏志吸溜着鼻涕和我煲起电话粥，“还记得我和你提过一个学长吗，不读博考上公务员那个？昨天我坐地铁竟碰到他，聊了几站。他说他有四五个同学这两年辞了职，不是去考事业单位，就是和他一样成了公务员。”
傍晚的细雨中，楼下一个女孩趴在恋人的肩上缠绵。“你知道学长最后对我说什么吗？”柏志用力地说道。
“他说：‘下辈子我要投胎成一颗陨石。’”
“外太空先别想了，我得先去非洲献身了，”我望着一月掉落的脏兮兮的雪，和柏志打电话道，“对，是一家搞海外工程的央企，外派当翻译，也答应给我北京户口了……”
十分钟后，我一笔一画在一份八年内不能离职的合同上签了名。那是我接到的第一封录用通知，也是最后一封。
最后一个寒假，我在兼职中度过。已四个月未见的柏志终于承认，为了不违拗单亲妈妈让他多陪伴的心愿，一直铆劲儿在家附近找着工作，但机会似乎越渐渺茫——大多是要强制外派的企业——和我有一搭无一搭的聊天中，流露出无名的嫉妒和不屑。
“我到北京了。”一晚十点多，我的手机上蹦出一条短信。
“你在哪儿？”
“前门。”
“我去找你？”
“来。”
套上羽绒服，揣好钱包，我在宿舍楼紧锁前冲了出去。万物凋零的季节，阴云反射着城市一成不变的金属光泽。的哥大声放着评书，溜溜地驶过环路边一幢幢矮胖的楼，自顾说着份子钱又要涨涨涨，开始骂骂咧咧起来，忽然发现后排还坐着人，于是干笑两声，说他女儿明年高考，问看着像大学生的我，现在学什么工资能高点，到了无人的小胡同口，在计价器上轻敲两下。枯叶被寒风吹得翻卷，柏志站在昏黄的路灯下，微笑着。
“我觉得不管世界多坏，你都不会离开我。我要一直欺负你，你懂吗？”柏志摸着我湿漉漉的胸脯，“我这次来是应聘一家公司，就明天。给我打打气呗？”
“做题时看清楚再写，听到没有？”我捶了捶柏志的肩膀，目送他进去。
我仰头数起这幢写字楼。29层，有些破旧，孤零零地杵在街口。送考的人陆续离开，一个裹在大围巾里的女人缓步走了进去，手里提的煎饼在塑料袋里冒着水珠。绿灯亮时，汽车按着喇叭，一齐向灰色地平线冲了出去。像此刻一样，在近两百个普通的清晨里，我从前辈那儿探听着奇奇怪怪的考题，找班里的电脑达人美化没什么实质内容的简历，挨个背网上搜来的工程类法语词汇，或者站在厕所隔间，脑子里一遍遍闪过柏志的脸和身体，期待五分钟内迅速解决，好早点趴回占好的图书馆座位上，继续睁大眼睛掐着太阳穴……是不是太快决定了自己的未来？但想起上课时愁眉不展的同班女生，保研名单出来后在宿舍大哭的别院同学，犹豫不签被公司放弃、却再没录用新消息的舍友，我又猥琐地觉得舒服了些。
“谢谢你。”四个小时后，柏志在楼前搂住我，丝毫不在意是否有别人的目光。
“不许对男朋友说谢谢。”我贴在他的领带上，嗅着他的汗息。
春日的京城是美丽的。不知陪柏志住了多少家旅店，认识了多少条从未踏足的街巷。他恢复了开朗：一家事业单位——不强制常驻，时不常跨国出差，更能每隔几年申请换岗——递出了橄榄枝。虽然工作在北京，但好歹没和母亲跨了时区。接到人事电话时，柏志正站在早餐摊，刚咬了一口我买来的糖耳朵，挂断后，又咬了一口，“北京小吃可真恶心，”眯起眼讲了个黄色笑话后，凑到我耳边，“成功了。”
“你可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我掐了掐他的脸。
“雍和宫远不远？”柏志换了个语气，“听说很灵验。”
那尊九丈九的木制大佛隐在最里面，令人心生敬仰。暖风将香炉的气息吹了进来，远处响起似有若无的蝉鸣。我盯着头顶生生不息的花纹，等待他完成跪拜。
“你去公司报到的时间定了吗？”出来后，柏志背靠在一家招牌巨大的算命店旁，密密麻麻的小字爬满窗户。
“毕业后一周。”一个乞丐跛着脚，从我身后蹭了过去。
“真快啊，”他沉默了片刻，慢慢低下头，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盯着我说，“你知道我刚许了个什么愿吗？”
我没有回答。柏志难道不知道，说出来的愿望就不会灵验吗？他胡撸胡撸我的脑袋，说出一句现在想起都让我发笑的话。
“不管你出不出国，我都要和你走下去，”柏志捏了捏我口袋里的钱包，“不说这个了，为了庆祝我被录用，去吃点好东西呗？芝士怎么样，你请客？”
▲格雷岛，达喀尔
往天上扔着不知多少人戴过的学士帽，毕业了。拍了几百张照片，躺在电脑里再没被碰过。就在我来达喀尔五个月时，柏志提出了分手。彼时我想必难过了许久，但现在看又觉得自然。归根结底，我们——就像许多美好的事物一样——只是对方一段平静时光里的过客。
在塞内加尔首都八年多，我在综合部帮着处理过当地工人合同，也陪过领导和当地人往来应酬。一次我正开着车，坐在后排的主管对新来的总经理说：“老总别担心，是他翻的不行。”一位塞内加尔官员刚才会见时，突然就公司给本地员工工资太低发难。或许，我要没一字一句翻译总经理不太客气的回复，那官员也不会震怒。
2014年，一个大我五岁的前辈离任了。那是我驻外期间惟一一次恋爱，如果相互泄欲也勉强算的话。一个月不到，我脑海里只剩下他轻关宿舍门离开的背影。不久后，我变得——用个领导开始频繁称赞我的话来形容——“沉稳”。几件大学时常穿的印花衣服发了霉，被我塞进真空袋，丢到了衣柜最底下。刚来时精心在信纸上写下的格言“我心安处是吾乡”，还贴在一进宿舍就能看到的墙上，但就像曾经的理想和重头再来的勇气一样，不知不觉间褪了色。
至于经济上，我倒是在不断——拽个时髦的词来说——“消费升级”。没回过巴黎，便在迪拜转机时走进卡地亚免税店，买了块打折季里最便宜的手表。送给父亲前，我故作镇定地跑到国内专柜看了价格，正好六折。2019年初休假，拿着攒下的所有积蓄，付了北京城东一套和我同岁的楼房首付。43平米，比儿时母亲单位分的住处大了快一倍。交房时，垃圾堆满客厅一角，一个缺了胳膊的芭比娃娃趴在上面，头发亮亮的。我摸着门钥匙的凹槽。30岁，北京无数的房子里，也有一间是我的了。
那晚，在和新家附近约到的男人吃晚饭时，我的手机蹦出一条短信：“看你动态，回北京了吧？今晚要不要见个面？”
是七年未曾联系的柏志。
酒吧里，握着空杯的他抬起脑袋，冲刚到的我傻笑起来。柏志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修长的身材一如既往，酒后脖子还会一片绯红，拽着我步向舞池时依然会轻轻抖着腿，只是嗓音低沉了许多。在汗涔涔的肉体间、迷离的眼神间、雾般浑浊的空气间，他闭上眼，缓步扭动着，黑色的上衣像在吸收所有方向射来的光。一个男人从后面抱住他，在引得地面都震颤的音乐里一齐摇摆。我一动不动地靠在墙边，望着他们，望着一张张模糊的脸。不知多久，柏志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挤出人群，奔了出去。凛冽的风中，他瘫坐在地上，语无伦次地讲起这些年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和地点，不省人事前，被我和一个他刚叫来的朋友搀上了出租车。在这久违的红夜，我第一次意识到，柏志与我的距离竟已如此遥远。
▲桑达戈市场，达喀尔
一年后，国内一家银行在春节前夕派了个团组来达喀尔，到公司谈项目贷款。金主莅临，公司最高规格接待。一行人酒足饭饱，主管让我过去唱歌助兴。幽暗的歌房里，代表团仅有的年轻人凑了过来，拘谨地说我唱得不错。自报家门后，得知是同行，再一问，他和柏志毕业自同一所大学。
“你还认识柏志啊？他就在我隔壁班。”
领导们搂着脖子，摇晃着站了起来，嘶吼起喜庆的歌曲。我有些后悔提到他——他们学校里我惟一熟悉的人。
“你等等，”他看了我两眼，低下头，快速翻动起手机。
一阵热烈的鼓掌，歌声在起哄中停止。代表团团长清了清嗓子，拽着总经理的肩膀开始新一轮敬酒。
“真不可思议！”他抬起头盯着我，“还记得酒吧那夜吗？我们还一起把那死猪抬上车。光线太暗，我都记不清你的脸了，”他拿起手机，晃了晃我的照片，“我和柏志来北京工作后才出柜。一天我俩喝醉了吹牛逼，互发前男友照片，没想到我还留着。”
一位去年刚入职的女生表情愕然地端了盘水果走了进来，不知该放在哪里。
“法语圈真是太小了！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他只说过你在北京上学……”
我正犹豫该如何回答时，主管半躬着身子拿起话筒，露出多年练就的笑容，开始例数代表团访问取得的成功。
“你说柏志啊？工作还可以吧，去年中还被提拔了，但好像因为受不了他妈妈逼婚，上个月把出国常驻的申请交上去了。”
女生走到我身边低声说，主管让我赶快出去确认下车队，总经理要亲自送他们回宾馆。
“柏志这几年谈了好几个，走马灯似地换。有一次闹分手，也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就去年那晚，你也看见了，简直疯了，”他跟着我出了歌房。微凉的一月，哈马丹风如期卷起撒哈拉的沙子，细小的颗粒漫天飞扬，“被我硬拖着回家后，居然来了精神，满屋子乱蹦。跟哄小孩儿一样终于伺候上床了，他却紧拉着我的手不放，闭眼睡着前，一直在咕哝着什么……”
▲塞内加尔的日落
蒙尘的月光下，一棵巨大的凤凰木兀自矗立，绽放着满树血色的花朵。他拉开车门，准备挥手和我道别：“对，我想起来了。他眼神涣散地望着我说：‘我们回巴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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